茶樹癮者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九日兩天，美國向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並以大批飛機輪番對日本進行轟炸，八月八日蘇聯在消滅了希特勒後對日本宣戰，蘇聯紅軍迅速進攻駐中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很快將日本關東軍擊敗，攻佔了長春、瀋陽、哈爾濱等地。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人民強大的反法西斯力量終於放下屠刀。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昭和天皇「玉音」詔告臣民無條件投降。隨之日本政府透過廣播表示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臺灣在歷經日本政府統治長達五十一年之久後，又重新回到中國的懷抱。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前進指揮所在臺北成立。十七日，國府軍隊第七十軍分別搭乘美國軍艦，在歡呼迴響中，登陸基隆。臺灣承受日本文化影響雖有五十年，但對祖國仍然有強韌的向心力。但是，異族的大和文化之揚棄，與中國傳統文化之批判的再繼承，畢竟也不是短暫時間得以順利成功的。況且，戰後世界形勢呈現美國與蘇俄在東西方的勢力範圍爭奪戰，大陸本土更陷於國共長期對峙的戰亂，如此動盪的大形勢衝擊之下，臺灣的文化和社會的整合，自是更加複雜而困難重重。從政治層面上來觀察，陳儀接管臺灣的政策沿襲日人殖民政策頗多。而大陸官場的各種封建官僚習性，更令大部分憨厚守法的臺灣人民無所適從。再者，大陸之內戰，嚴重影響著彼時臺灣之經濟；臺灣的砂糖、米、煤各種物資不斷地運往上海，加以官商勾結、囤積而引起通貨膨脹，與民爭利的專賣制度，導致戰後臺灣的經濟生產，落入較戰前更混亂、困頓的景況。戰後初期的臺灣，經濟層面，只有少數能經營管理的資本家與中下級技術人才；政治層面，缺乏集結的民間力量對統治政權產生制衡的作用，確實難以在變遷中爭取到人民自主的高度自治。惟民憤民怨日增，甫慶光復未久，實已危機暗伏，人們感憤於政治之無出路和經濟之惡化，而文化價值體系更是頻臨崩潰。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發生了「二二八事件」，時距臺灣光復尚未滿兩年。而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使得臺灣的情勢更加複雜。二二八事件平息後，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宣布撤銷臺灣長官公署，成立「臺灣省政府」。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陳誠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陳誠宣布「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推行「三七五減租」，五月二十日，頒布「戒嚴令」，實行全省戒嚴。對於農民而言，國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與他們的切身是最為相關的。緊接著，大陸國共內戰轉入對決的時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國民黨政府從大陸遷往臺北。臺灣遂由邊陲之島，進入國共繼續隔海對峙的國府方面的中心舞臺。時局轉變如此急遽，絕非光復伊始，欣慶回歸祖國懷抱，信心勃勃要重建家園的臺灣人民始料所及，而短短四年間，更宛如連場惡夢。由於國民政府中樞遷台後，隨即展開對共產主義思想和左翼組織的全面肅清，臺灣再度籠罩在長期的黑暗沈寂之下。戰前蓬勃發展的臺灣農民小說，到了戰後，它的發展又是如何呢？這是本章所要探討的重點。
戰後農民小說的變化

從文學作品的內容來觀察，我們會發現到戰前新文學作品主要以農民、農村為題材，工人、工廠的作品殊少。這種農工題材懸殊的比率，很明顯的跟產業結構有很大的關係。日據時期以農村、農民為描述對象，這是產業結構的自然現象。而臺灣農民文學的創作即使在戰爭期間也極為活潑。戰後二二八事件前之一年多時光裡，雖然沒有戰前顛峰水平，卻也相當活躍1。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臺灣進入「白色恐怖」時期，我們發現，在這個時期的農民文學作品數量上顯得微弱，作家刻意描寫農村與農民生活的並不多，這是頗令人疑惑的？而這一時期也正是農民作家鍾理和生存的年代。我們發現，在鍾理和的年代，也正是五、六○年代，同時期的臺灣作家幾乎完全不受重視，他們投稿的成功率極低，生活上比較辛苦，如果跟現代的一些文學作家的經濟生活相比，鍾理和真是生不逢時。

文學的發展與時代的變化是有密切關連的。日據時期，大批的臺灣作家他們橫跨日據及戰後國民政府時代，但是為何戰後大多封筆呢？特別是臺灣的農民文學作品，從日據時期強烈、直接的反抗色彩而趨於溫和，分析起來有兩點原因：一是跟「語文」轉換有很大的關係；而最重要的，是與戰後「反共」的政治氣氛有很大的關連：

一、戰後初期臺灣農民文學作家的「語文」困境

戰後初期臺灣的人們都很高興終於可以重回祖國的懷抱，建立自己的新家園。到「二二八事件」發生為止的兩年中，臺灣作家陸陸續續發行報紙和雜誌。例如楊逵創辦了《一陽周報》，龍瑛宗擔任《中華日報》日語文藝欄主編。其他還有《政經報》、《新新月刊》等多種報刊雜誌2。而且在這段時期，大陸作家像魯迅、郁達夫、茅盾、沉從文等大陸作家的作品也傳到臺灣來，台灣人因而對他們的作品有短暫的接觸。魯迅《阿Q正傳》（一九四七年一月）、郁達夫《微雪的早晨》（同年八月）、茅盾《大鼻子的故事》（十一月）等，都由楊逵譯成日文，與中文對照，由東華書局出版。這些例子在在說明了，臺灣民眾熟習日語而不懂中文的事實。然而，一九四六年十月，臺灣省行政公署藉著「光復一週年」而廢止報刊雜誌的日文版，亦即下令禁止報章雜誌使用日語；同時在政府高唱「反共」、「光復大陸」的口號下，大陸文學作品也悉數成為禁書。一九三七年，臺灣作家在日本帝國主義下被禁止使用中文創作，如今再度被剝奪了創作語言，陷入日暮途窮之境，重回祖國的歡欣霎時化為絕望。廢止日文版這個政策對中年以上的智識份子影響或許不大，因為他們多半能同時運用中、日文。但是皇民化運動中，接受完整的「國語」（日文）教育成長的青年作家，日文不僅是閱讀和寫作的工具，而且是他們思維的方式。妙筆生花的日文，已無用處；發音純正，文法正確的日語，亦無派場。他們得牙牙學語，一切從頭來，從「ㄅㄆㄇ到人之初，性本善」，甚至於「來來來，來上學......」在這艱難的過程，許多人被淘汰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意志堅強，苦修不輟的──那些成功的地從「日文轉換到中文」的一小撮人。語言轉換的問題，顯然是造成臺灣作家封筆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反共第一」的政治環境的影響

五○年代正是國民黨剛撤守來台的時候，政治及軍事上的失利，使初來的政權如驚弓之鳥。一切以反共為主的政策及口號在當時滿天價響。當時的反共文藝不用說作為反共基地的自由中國──臺灣來說，當然有其積極意義，對鼓吹反共大業，激勵士氣民心，產生了相當大的作用，缺點則是宣傳味濃重。雖然當時文壇上也還有一些空間，例如各報刊，刊載一兩千字的抒情性散文、小說。另有一些文學刊物，標榜純文學，例如《野風》半月刊即為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刊物。但是當時的作家如鍾理和等雖然已積了不少寫作經驗，且有若干作品完成，照理應該可以在文壇上獲得一席地才是。可是他沒有。他的作品一篇篇地投出去，然後是一篇篇地遭到退稿的命運。唯一例外是〈野茫茫〉這篇四千字的為悼念其亡兒立民而寫的短篇作品，在《野風》上發表出來。因此如果從當時的政治上來分析，農民文學之所以沒有市場，這跟作品沒有反共色彩、不合時流有關，而且以臺灣為主體，觸及臺灣的社會現實面，而這正是反共政策所最不願見的，如此的犯忌，也難怪農民文學上不了檯面而慘遭退稿的命運了。顯然地，政治的因素深深影響臺灣農民文學的發展。例如當時表面上是和平，但實際上有強迫性質的土地改革，臺灣作家當然不便、也不能批評國民政府的土改政策，爾後隨著臺灣經濟結構的改變也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到工商業社會去了，農村人口的外流，使得真正關心農村的人減少了。像新一代的作家鍾鐵民、洪醒夫、林雙不及宋澤萊等人，基本上他們長期住在農村，對於農村生活較有深刻的體會，方能寫出具有寫實色彩的農民文學作品，但已是寥寥無幾了。

二二八事件後來雖然在殺戮下平息了。然而，一般民眾因二二八事件的恐怖，使得夢境裡的政治熱潮一下子冷卻了。大家都開始想到，為一己生活的安定而努力，才是安全的。吳濁流曾感慨地說：「只因實施這樣的恐怖政策，民心益發離去，遂造成同床異夢，本省人是本省人、外省人是外省人的心理隔閡，一如日據時期本島人與日本人的關係。人人都必須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安全。」臺灣民眾從領導階級的精英知識分子以至於默默無聞的勞工大眾，幾乎都受到這事件的影響，這深刻的傷痕即使在九○年代的今天，仍然在每一個人的心底深處隱隱作痛，變成揮之不去的惡夢。事實上，從二二八事件到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代，整個臺灣猶如一所大監獄。被囚的政治犯與在外的民眾，每天的生活都在不安的恐懼、絕望和沮喪中度過，並沒有多大的分別。白色恐怖的發生，對於以工農為主題的農民文學的發展是有深刻影響的。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不久就下令查禁三○年代文學的公開印行。這當然是國民政府認為三○年代由「左聯」所控制的左翼文學散佈馬克思主義，擾亂民心，瓦解反共鬥爭，致使間接地助長了大陸的迅速淪陷的關係：簡言之，三○年代文學有「搖動國本」之嫌3。而臺灣鄉土文學卻以臺灣社會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為時空定點，以臺灣廣大的農、工務勤勞大眾為主要小說題材。由於日據時期反映農民的小說作品充滿了民族性及階級性，以文學為對抗外來政權的手段，而國民黨最痛恨的是標榜工農階級利益的中共，因此文學作品反映臺灣的農民不免容易觸犯禁忌。這種影響即使到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都還是敏感話題，更遑論五○年代的臺灣社會了。因為當時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失敗，使得當時草木皆兵。當時的臺灣文學作家大多將自己隱藏在亂世之中，誠如葉石濤自己當時的際遇：踏入五○年代以後，我遇到令人害怕的恐怖時期，不得不噤若寒禪，直到六○年代中期的恢復寫作的復活時期到來。日據時代的臺灣作家們歷經二二八事件和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徹底鎮壓，終於先後封筆。葉石濤說：「...五○年代的臺灣文學趨勢不甚明瞭。唯一明白的是，這樣的言論箝制、一丁點而創作自由也沒有的時代，產生不了任何反映臺灣現實的文學。」4站在今天回顧過去的歷史，檢驗當代作家的作品，臺灣文學作家的作品的確受到壓抑，但是沒有發表作品，並不代表他們不寫文學作品，其實在當時反共作家當紅的時代，文壇上的確沒有臺灣作家生存的空間，但是記錄當代歷史、反映當代臺灣現實，而將作品「藏諸名山」者，亦大有人在。雖然那時我們看到了呂赫若的埋冤失蹤，楊逵的鋃鐺入獄，張文環、龍瑛宗的不問世事，政治的迫害、語言的隔閡，使得日據時代以降的新文學傳統幾乎出現了斷層。
戰後至六○年代的臺灣農民小說

戰爭和事變，革命和暴動，每逢歷史變動之際，生存在其間的人們如何思考？如何行動？又如何記錄下來呢？在這種氣氛之下文學是否真正絕跡呢？不，事實上雖然五○年代臺灣作家無法正面的反映農民生活，但是其作品中的「微言大意」還是有待後世認定的。臺灣文學迷人之處，正由於人們的日常生活的細節、夢和理想，一樣都是生存的實質內容，都可以是寫作題材。戰後，臺灣新文學的農民題材由新一代的作家來繼承，當然這還必須能克服當時的語言思考障礙才行。其中，佼佼著首推鍾理和莫屬。鍾理和的名作長篇小說《笠山農場》，短篇名作如〈故鄉〉四部等，以及中篇小說〈雨〉等作品都以農村和農民為描寫的對象。至於同時期的鄭煥的農民小說也有另一番特殊意義。鍾理和逝世後，他的兒子鍾鐵民則承繼了他父親強烈的地方性性格，使得農民文學的傳承延伸到六○年代，早期的小說如〈竹叢下的人家〉和〈菸田〉等也能清楚地描寫出農民生活的日常性。六○年代的農民文學仍是屬於低潮期，除了鍾鐵民默默貢獻外，還有兩人值得一提：一是黃春明，一是王禎和。這兩位臺灣作家主要是以小人物為主要描述對象，農民只是其中之一，然而也由於他們的出現，使得七○年代的農民文學再次抬頭挺胸。戰後至六○年代，臺灣農民文學又在如此情境下，呈現了階段性的歷史意義。
轉載自成大文學歷史研究所石弘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