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樹癮者

戰後由於環境的關係，使得臺灣的農民文學幾乎斷絕，所幸當時有一些作家能從日文轉換到中文，他們就是以「文友通訊」做中心，互相交讀作品，評介論述，藉以連繫和切磋砥礪的一群青年作家。一群在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壇，留下了佳話和重要文獻的作家們5。五○年代，在語言的轉換時期裡，突破語言的障礙，奠下臺灣文學基石的，就是這一群作家。他們在「反共文學」霸佔文壇的時代，留下了許多鄉土味濃重的作品。自然那是在與「退稿」搏鬥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的成果。「文友通訊」的作家群裡，最早離開人世的，就是「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由於鍾理和戰後才回國，因而他見證了戰後至六○年代之前的臺灣農民生活，冥冥中也延續了臺灣農民文學的香火。

五○年代，在「戰鬥文藝」、「鴛鴦蝴蝶派」文風高漲的塵囂中，鍾理和的農民文學，的確具有其特殊的歷史意義。從鍾理和的作品來觀察，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年代，顯然是日據末期至臺灣土地改革完成初期的臺灣農村狀況，特別是其家鄉美濃一帶。如果把鍾理和的每篇作品的場景連接起來，不難看出一九一五至一九六○，以農民為主題的典型農業社會。當然，以鍾理和的成長背景來看，其所以寫作農民文學，似乎是極為自然的事，也幸好其接受文學薰陶的背景，使得他能夠克服光復後語文轉換的困境，留下可貴的文學作品6。然而，鍾理和在其作品中，到底蘊藏些什麼意義呢？透過時代背景的交錯研究分析，或許會有所收穫。在鍾理和的時代，最為重要的一些事件背景，不可能不對他有深刻的影響。一是「二二八事件」及爾後的白色恐怖，另外與農民最為息息相關的，莫過於當時國民政府的土地政策。鍾理和的反應如何呢？我們不妨從他的小說中來加以探討。

鍾理和對於臺灣農村及農民生活的描寫，大抵屬於其一九四六年回台後之作，當然這些作品隨著文筆及生活經驗的歷練，是越來越成熟了。如果從作品中的時代背景來觀察，大致可以分為日據時代、光復初期及土地改革時期。這些階段的農民分別經歷了時代的變革、土地所有制度與生產體系的變遷，鍾理和是以怎樣的文學筆法，來記載這些農民呢？若以時間背景來觀察，鍾理和的《笠山農場》（原題為〈深林〉）初稿完成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然而從內容來看，似乎又是以日據時期為背景，而反映臺灣戰後農村景況的〈故鄉〉四部，卻成稿於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二年間。文學畢竟不能完全等於歷史，特別以文學作品來觀察歷史，更是不能以純歷史的「年代」觀點來觀察。

《笠山農場》是鍾理和重要的小說作品之一，它的重心擺在一對男女因同姓相戀，遭到舊社會反對的過程。這本自傳性濃厚的作品，是鍾理和另外一篇短作〈同姓之婚〉的擴充與衍生。雖然作者並沒有明顯的說明時代背景，但是書中出現的一些名詞，諸如「庄役場」、「郡役所」（約等於現在的縣政府）等機關名詞，我們不難推斷時間應是日據時期，這部作品顯然是鍾氏回台後回顧性質的作品，但是從內容我們可以看出日據後期，臺灣農村農民的生活狀況。從內容來比照鍾氏的生平、時間也大致吻合，陳丹橘推斷大致在一九三二年前後，發生在高雄美濃偏遠的客家農村中的愛情故事。不過，鍾理和出生於一九一五年，推算起來，應該大約在一九四○年前後，較為可能。由於鍾理和把《笠山農場》的焦點放在以他親身經驗的愛情故事寫下這本自傳性濃厚的作品，以個人的生活來敘述的小說，較少能反映社會及民眾的生活，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看出當時的農民雖然無法像地主劉少興那樣的「農場」經營方式，也沒有自己的地，但是我們也看到了知足常樂的農民，寬大為懷的地主，其間和諧相處，一幅農村樂融融的景象。這情形，使我們聯想到賴和、楊守愚、呂赫若筆下的那群徘徊在飢餓線上的佃農，地主橫行鄉間的惡行惡狀，同樣的時空背景，《笠山農場》中的農人，過的是「桃花源式」的生活，沒有階級對立、利益衝突（唯一的糾紛，是與另一地主何世昌的地界之爭），這似乎令人匪夷所思。或許作者的本旨是要描述同姓之婚，又不是探討農民如何活下去的問題，牧歌式的愛情配上太古先民的恬靜生活，不更相得益彰？但是，作者這種沒有把當時殖民時代的農民是怎樣受到殖民者與地主的雙重剝削與支配他個人命運的舊封建思想，如實地揭陋出來，這樣的愛情故事可能顯得不夠深刻，變成通俗的羅曼史小說7。關於這個疑問？個人認為有二點可能：一是由時代背景方面來解說：誠如葉石濤認為的，鍾理和沒有發抒他對時代的反映是在「逃避什麼」8，如果從鍾理和所處的五○年代時空，當然不無可能（鍾理和的親兄弟鍾和鳴曾因「叛國」死於非命9），在那種肅殺的文學環境下，對某些敏感問題的規避，是很有可能的，況且為投文獎會所好，作者在內容的描寫上就不得不有所顧忌，否則，他不會在《笠山農場》的原稿，附有一篇短短的〈自序〉，序文如下：「出一部書，好像應該說一點什麼。事實上那是多餘的；因為作者想說的話，應該在書裏就已經交代清楚了，有什麼心願，有未了的事情，賢明的讀者會由那裏看出來，這裏又何須畫蛇添足？......」10，這篇序文寫於一九五九年的春天，而《故鄉》連作的「後記」寫於一九五○年左右，可以想見當時的政治環境的肅殺了。戰後，鍾理和雖然住在美濃的山裡，日子雖然夠平穩，可是在外面，時局並不頂安穩，社會仍然充滿不安和變數。相信理和先生在創作《笠山農場》的主要主題是以同姓男女所遭遇到的婚姻阻礙為主，但是「未了的事情」究竟為何？實在頗耐人尋味。另一種可能的原因，必須以心理學的理論來看，如前所提，《笠山農場》完成於一九五五年，當時土地改革，如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已實行數年，農民生活已有所改善（我們莫忘國民黨從大陸來台「革」臺灣地主的「命」，在當時是受到廣大貧農歡迎的，最痛苦的當然是那些養尊處優的原有地主），鍾理和又在一九三○年到中國大陸東北，然後在一九四○年才返台帶鍾臺妹前往中國東北，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才又返台，當時日本戰敗，臺灣早已光復。換言之，他的體會並不深。由於他把重點放在他與臺妹同姓婚姻，並非刻意反映臺灣農民生活，因而可能將戰後的生活環境「投射」11到小說中，也就是說把日據時期的「事蹟」投射在戰後的「環境」，（土地改革初期佃農有了自己的土地，雖然還是苦，但是生活中有了「希望」，當然不同於日據時期）這是作者忽略的地方，然而既是「小說」，也就不足為奇了，如果以刻畫農村，《笠山農場》的時代性、真實性及直接性，實在未若《故鄉》連作，倒是對傳統婚姻觀念的質疑發人省思。因此，鍾理和的作品中反而以《故鄉》四部，較具歷史價值。

當我們讀理和先生的《故鄉》，對他描寫的旱災肆虐的農村，以及民生疾苦的情況，總會為之震驚。這是一九四六年（民國三十五年）理和先生返台，所看到的故鄉。《故鄉》裡的故鄉，滿目瘡痍，一片被乾旱蹂躪得面目全非的田野，一群吃蕃薯簽過日的親友，而愚昧迷信的農民，竟為了抗拒謠傳中，即將下降的「天火」的浩劫，瘋狂而愚蠢地放火燒掉辛苦栽培的山林果園，企圖將「天火」頂回......。知識水準的低落使農民們做了許多現在看似迷信，而當時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當鍾理和由原鄉回到臺灣後，恰好是戰後不久，是時臺灣農村元氣喪盡，加之風雨失調，先有水患淹沒田禾，次有旱災，連續二季不得蒔田，民不聊生，人心惶惶，因而謠言四起。農民幾近瘋狂地放火燒山，把希望寄託在神明身上，昔日機智、活潑、一道呼盧喝雉的夥伴，失落成「眼珠散漫無光，口角弛張而稍微歪曲著」、「有如一個白癡」，天災與人禍對農村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四部作將乾旱得已龜裂的大地子民，瘋狂、粗暴、失去理智、墮落的一面觀察得非常透徹，清晰地表達了這些驚狂地奔離土地、失去本性的農民的窘態，不僅僅是文獻上的戰後初期臺灣農村最珍貴的一頁史畫，實在是由於它透視了農村內在的質變，以最獨特的方式記錄了人與土地雙向互動的微妙關係。鍾理和在《故鄉》中塑造了幾個人物，令人印象較為深刻。他們就是〈竹頭庄〉中的炳文、〈阿煌叔〉中的主人翁阿煌叔，以及〈山火〉中的無知村民。

〈竹頭庄〉為《故鄉》連作的首篇。這篇開宗明義的第一篇小說，以幾十年來未曾有旱災點明戰後天災的降臨。這篇小說的焦點在於小說主角的好友炳文。這一個鄉下知識分子在殖民時代是機智和活潑的，現在由於失業又沒有田地，變成靠詐騙謀生的行屍走肉。在這情節中，鍾理和指出戰前的知識份子，戰後已受到外來政權的排斥而失業，在飢餓線上徘徊，靈魂被扭曲，人的尊嚴蕩然無存，墮落而喪失道德的悲慘情況。此外，「竹頭庄」裡的農民食、衣、住、行的細膩描寫，使我們得知臺灣農民在戰後初期的窮苦生活；而〈山火〉是根據「竹頭庄」的七月降天火的謠言而發展開來的小說。因為有秋天天火會燒下來的迷信，所以有人在山裡到處縱火燒山。小說主角阿錚的哥哥說：「他們深怕到了秋天，天火燒下來，所以自己先縱了火，希望把秋天天火頂回去......我才不信有他媽的什麼鳥火......」。可是，阿錚家父子兩代耗盡心血所經營的一、二百甲山林，種有龍眼、枇杷、椪柑的果園都因有人縱火而燬於一旦。「光復」帶來的挫折、飢餓和鬱悶，使得臺灣人失去了人性，看不見前途的光明，只好藉縱火燒山的行為來發洩。他們喪失了理性，愚昧和原始性憤怒重新佔據了他們的心靈，他們變成盲目的獸類。怎麼樣的一種社會情況，如此兇惡地摧毀了他們生存的希望，使得他們看不見一絲絲光明？這難道只是迷信和飢餓嗎？並不是如此。這關係到改朝換代之際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層面的衝突和傾軋所造成的人們心理的根深蒂固的絕望和虛無感。至於〈阿煌叔〉這篇小說中的主角阿煌叔，他年輕時候是個體魄強健的做工能手。可惜，結婚生子後，他發現他越努力工作越難度日且一貧如洗。終於他放棄一切希望，變成懶人。他從勤勞的農人變成懶怠成性的虛無動物。「走近寮邊，便有一股屎尿的，經過陽光蒸曬的濃烈臭味迎面撲來。一群金蠅，嗡地飛了起來，......在又窄又陰暗的屋裡，兩道陰悽悽的發光體，正向我投射過來。一個男人（阿煌叔）隨便捲了條骯髒的被單在躺臥著。......」鍾理和描寫阿煌叔住居的這一段文章是臺灣文學史上未曾有過的慘不忍睹的逼真情況。叫人充份體會「窮」這句話的真正含義。阿煌叔的墮落和虛無，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也許是針對戰後不久的臺灣沒有土地的農民的絕望的最好見證。透過阿煌叔的眼睛來看，這塊土地是註定窮人永遠沒有希望翻身的地方。他只能以「懶」和「怠」來表示對這惡劣社會的憎惡和控訴。如果以時代背景來看，鍾理和在這反映的似乎是在臺灣實施土地改革政策之前的農村與農民。

《故鄉》應該是虛構的成份居多。但是從鍾理和一生的創作途徑來看，他的小說一向紮根於實際的生活裡，很少有浪漫或幻想的傾向而言，即使小說裡的故事和情節跟他現實的遭遇有些不同或改變，但絕對也是另一個「真實」。戰後長年的政治壓迫與恐懼，使得有光復經驗的老一輩作家噤若寒蟬，而缺乏此種經驗的年輕一代作家又無從著筆。而鍾理和的《故鄉》連作，除了能敏銳地捕捉到臺灣劇變背後的巨大不安之外，也充份反映出他的內心感覺與隱藏的沈痛的批判，細膩含蓄的筆調、體察入微的觀照，卻更深刻動人地令人低迴不已。這四個短篇的藝術成就，是戰後臺灣文學史上應佔有一席之地的卓越性佳構。這四個短篇都反映特定的地方和特定的時間的小說，有強烈的寫實感覺。由於美濃是客家農民祖居之地，所以這四個短篇反映的不但是光復後不久的臺灣社會的「共相」，同時也有美濃一地的「殊相」。承繼了日據時期新文學的農民文學傳統，從描寫客家農民光復後的物質和精神荒蕪的生活情況中，強烈地批判了所謂「祖國」所帶來的許多無形的災難。那隱藏的批判，極具控訴的傾向，有中國經驗的鍾理和深知戰後政治環境的「特殊」，不得不在這四個短篇發表的文章後寫下「後記」，辯解這只是光復時久戰之後元氣未復，連年風雨失調的短暫現象，後來臺灣變成「進步、富足、農村安定、民樂其生」的地方。「後記」充份表現了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即使說出真話以後，也不得不勉強寫了茍殘於世的懦弱與恐懼的心態。不過，這四個短篇最重要的，除去上述的幾個特點外，應該是在小說中處處流露出來的作家鍾理和，那深刻的人道主義精神。如果缺乏了這人道主義精神，縱令小說寫得多富於技巧，多真實，也感動不了人。在這四個短篇中出現了不少行行色色的小人物，從農民到農村知識分子都在內。透過鍾理和對於這些農民形象的描寫塑造，使我們對於光復後不久的臺灣農村風貌有一種活生生的了解。

從炳文、阿煌叔茫然失神的眼睛，我們不難讀出失去信心者心靈的不安、絕望；從瘋狂燒山、虔誠祭祀的村民身上，看到驚惶失措的人們不得不然的愚蠢、迷信......。這真實的一面讓鍾理和無法面對，基於人道的呼喚，鍾理和不得不「刻意塑造」出涂班祥這個代表希望的理想人物，作為個人及讀者心理的慰藉【如同笠山農場男女主角的結局也是經過修改，因而由悲劇成為喜劇】。從在其給鍾肇政的信上提到（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故鄉》四篇都是悲慘的故事，難免使讀者沮喪，而我的本意，卻又不願如此，因此，在最後想給予一線希望。」12所以在〈親家與山歌〉這篇故鄉四部中最後的一篇小說。將主角換成涂班祥（他是阿錚青梅竹馬的好友）。在〈故鄉〉連作中，涂班祥是一個能適應時代環境的人物。〈親家與山歌〉中的涂班祥同太平洋戰爭末期的許多臺灣年輕人一樣，被殖民地政府徵調到南洋去當軍伕，僥倖保存生命回到故鄉。在故鄉等待他的曾經跟他通情有了他的兒子的寡婦，這寡婦已有年紀很大的拖油瓶。涂班祥把她和他全盤接收了。然後，運木頭賺錢。涂班祥顯然是胸有成竹，隨遇而安的人。由於他樂天知命。所以所有天災似乎也放過了他。因此他能天真的開懷唱山歌度日，他保持了青少年時代一貫的天真。鍾理和把希望放在他身上，他也羨慕涂班祥那樂天知命的生活。鍾理和在最後一篇裡寫道：「是的！到時那些衰老的、醜惡的、病態的、都會倒下，於是年輕的、健康的和正常的，便會像幼芽似的由倒下的枯樹下面茁壯起來，取而代之。」以真實性而言，〈親家與山歌〉顯然未若《故鄉》前三作，似乎為實現鍾理和心中的人道主義理想，否則當楊品純在與鍾理和討論《故鄉》時，鍾理和也不至於有「......又山歌（第四篇親家）可以刪去，也似以刪去為佳。.....」（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3。從〈故鄉〉四部作，已經清楚地指出戰後歷經天災人禍浩劫的農村，因窮困已大量暴露了農村農民的變質與失態，而顯得醜態畢露了。當農村社會的優質消失了，農民「那致人死地的病源：貧窮、多子、無智、愚頑......」便出現了。戰後回到臺灣的鍾理和，發現昔日的故鄉人，躊躇滿志的夥伴或賭或懶，便得喪志、畏縮、墮落。〈故鄉〉指出迷信、賭博、懶惰，已使得故鄉變色，人性走樣、水潦、乾旱等天災，未必是真正的理由，人們因天災而變得暴躁易怒，行為不再理性和平，行事瘋狂，任由迷信遷著鼻子走，或任由怠惰之蟲去蛀蝕人心，試問，這是誰的錯？在鍾理和所描述的戰後初期的農民形象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戰後臺灣滿目瘡痍，但是卻存在不同的農民形象。一是能夠安身立命，既不貪婪、逾越，也不坐以待斃的。例如《笠山農場》裡的巡山老人「山精」饒新華、〈老樵夫〉中的邱阿金，他們都活得自足自適，而且心安理得，這是一種典型農民的形象；而另一種則是代表農民的怠惰、絕望，無法適應時代惡劣環境的農民。像〈竹頭庄〉裡的「炳文」、〈阿煌叔〉裡的「阿煌叔」。也可以說，在臺灣實施土地改革之初的農民雖然仍是困苦，而當有了自己的土地後，雖然還是那麼困苦，但是卻是樂觀的，這可以作為實施土地改革之「初」的一種註解吧！

《故鄉》之後，鍾理和更源源不斷地，將他埋藏在虛弱身軀裡的熱情，投注在生活於周遭的農民身上。〈菸樓〉、〈阿遠〉、〈老樵夫〉、〈雨〉、〈做田〉......等，鍾理和關懷農民農村的態度始終沒有改變。鍾理和著作時期，臺灣的經濟起了變化，一方面戰後的經濟復甦，普遍地發展工業，韓戰帶來了東南亞商業的繁榮，臺灣進入了新的工業時代，國際貿易昌盛和農業商業化的重視，改變了樸素的臺灣農村的面貌。另一方面，人口增加和耕地開發，臺灣實行了劃時代的土地改革和三七五減租。這些歷史事實，影響到臺灣農村自然是廣大而且深遠的。鍾理和的文學背景自然離不開這種大環境，因此，他的反映也有一部份時代意義。臺灣農民大都是善良和純樸的，常帶著泥土味的悲哀和絕望，但卻又閃爍著生命和愛，在鍾理和的筆下，寫出的總是他們真摯動人的故事。臺灣實行土地改革後，在鍾理和筆下的農民，他們是怎樣的面貌呢？鍾理和的小說裡，描寫貧窮農民生活的地方很多，他毫不顧忌的寫出貧窮的農村生活，受物資缺乏困擾的許多善良的農民，卻仍勇敢地活下去，勇敢地掙扎。例如〈老樵夫〉「邱阿金」、像牛一樣勞動的女人「阿遠」，是〈菸樓〉裡把自己綁在命運之繩上的「蕭連發」。在〈阿遠〉裡，他寫農民珍惜牛屎為肥料，用手，用帽子來捧它回家，「我自背後看著她那佝僂的背影，不禁為這些為生產而傾注全力，在生活上卻所求甚少的農民而深深感動」（〈阿遠〉）。特別是在〈菸樓〉中，鍾理和很詳細的描寫二代間的貧窮。他描寫農人蕭連發的上一代由於沒有自己的土地，雖然辛苦工作，仍不得飽，後來，「我們耕作了將近十年的這塊田，卻被頭家收回去了」農民要耕種，但沒有田地，那一種致命的痛苦，這是一個多麼悲慘的事實：「父親終其一生，無日不在想田，為想獲得一角田而鞠躬盡瘁。父親的生涯，並不比一條牛享過多少清閒。但是無論他多麼想田，而且耕一輩子的田，到他最後嚥下一口氣，卻依然一份田也沒有。」這是一個農民的哭訴。然而，自從實施耕者有其田後，「現在，很幸運的，我已承領了一甲多的田，再過幾年繳清地價，就完全是我自己了，我們的生活已經安定，再不像從前那麼貧苦，也不再愁割起來的稻子會給頭家拿走了。」這是蕭連發的父親生前連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情。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在那個時代，農村佃戶是擁護「土地改革」的，要求「耕者有其田」，這是一個歷史的真實。

當然，毫無疑問的，鍾理和所描寫的是廣大的農民，而不是站在地主的觀點。然而，是否實施土地改革之後，臺灣農村及廣大的承地農民從此就太平無事呢？隨著不斷的創作、記錄生活在農村的農民，鍾理和的筆觸顯然與時俱進，在他的中篇小說〈雨〉中，有進一步的敘述。在〈雨〉中，一方面表現一個乾旱日子裡，農村飽受天災大劫時的面貌。還畢露了一些農村的地主，利用欠債來強行收買貧農的土地：「可是那是三七五田呢，頭家是不能隨便收回去的，也沒有辦法收回去的，你們不知道嗎？」「今天，我和頭家一塊到代書處去，土地代書人教我們向租佃委員會提出申請書申請調解，到了調解的時候，頭家聲明我們已經有四季不繳租穀，就可以把田收回。」「我們真欠了四季租穀？」「沒有，代書人說不這樣做，頭家就收不回土地。」在此，鍾理和反映農村一個新問題，由於屢代的貧窮，有田地也無法耕種，於是一些惡人違法的收購田地，要農民重回到以前佃戶的老路。確實農村還有它的困難的。可惜的是，〈雨〉是鍾理和最後一篇小說。我們不能再追問下去，農村究竟還有那些問題？那些轉變？這種承繼記錄農村變遷的文學史命，只有等待鍾鐵民，以至於七○年代的宋澤萊等人的繼續。
轉載自石弘毅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c/chioh-hong-ge/sek-su/ch-4.htm